这个充满灾难的世界与我们的不安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我正在蛇口的KOSMO喝着混合果汁，与felix一起听这个品牌的founder，一位和我同龄的女孩子fiona，聊创立这个wellness品牌的经历。当我在3点多结束会面，正准备去我喜欢的哥伦比亚小咖啡馆andes工作时，才发现手机上有好几个未接电话，都是我太太和母亲打来的，赶紧给我在广西南宁出差的太太回过去，原来她在2点多就收到四川地震的短消息，马上致电在成都的嫂子，万幸电话通了——已经在幼儿园接到我侄女，母女都平安，不过和慌乱的人群一起拥挤在大街上，电话又打不出。我身手敏捷的太太又接着给在昆明工作的哥哥、在深圳的母亲、在重庆的父亲（他也正经历了地震的惊吓，和学生们拥挤在操场上），打一轮电话报平安——而此刻，他们都因电话打不进成都，正焦急地不知所措，听到这个消息才放下担忧。

我赶紧回到家中，陪着老妈妈，然后给一圈家人和朋友打电话询问情况。接下来两天，除了忙几个有些boring的项目外，就一直在网上及凤凰资讯台看关于灾区最新进展，个人除了捐款之外，好像没有什么能做的——此刻感觉到营销人员的手无缚鸡之力（连"译言“也组织了义工连夜翻译《美国灾难紧急援助手册》）。我也看到了新闻，金龙鱼捐赠了2000万人民币，觉得很开心——之前我在这个企业，参与发起了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5年中投入5000万人民币），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骄傲的一件事情，比去bullshit任何营销策划或品牌创意更有价值——当然这些营销工作带来了企业的盈利，尤其提升品牌的长远价值，企业也才因之认真考虑对这个市场的社会责任和更长期的回报。外资全方位渗透到中国的民生产业中，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参考：“益海嘉里：一个粮油巨头的成长路径”）我们每一个职业经理人是否真正影响和改变了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当你身处外资或本土企业，究竟哪一个角色更有助于提升这个国家的竞争力？或者说敬业，具有职业荣誉感就是爱国？还是说两者没有太多区别？这是个太复杂和深远的问题，但想总比不想好。

无论如何，当每个平民，每个家庭能对自己负责，而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体制，也是在保护每个公民——无论是身处高位还是卑贱的庶民时，每个人也才能真正保护自己。我在家中走来走去，心事重重，检查自己的灾难保护体系，脊梁冒冷汗：从小处看，我们家中堆积了书籍、服装和各种电器等易燃物品，但却没有灭火器，总电闸在走道墙壁高处，而楼梯放在阳台上，失火时很难去关电闸；因为保护小孩，阳台上都安装了钢丝网，如果失火旁边也没有钳子去剪断钢丝；仅有的两个手电也不知放在什么位置；因为停电就断水，即使有关部门提前通知，家中也没有地方储备水——除了那个洗尿布的水桶；更严重的是，所有吃喝全赖楼下的超市供应，假设断粮，我们除了和大家一样拥挤在超市的玻璃门前搏斗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所有的现金都放在银行，假设银行提不出钱，我们就身无分文；至于药品，其他紧急设施如帐篷等，准备也不够，因为房间太小放不下这么多东西——当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经过火灾、地震等灾难急救训练，甚至包扎外伤也不会，还好家中买了几本救生手册之类的书，赶快温习一下；假设这个城市发生大规模破坏，无家可归，我们除了流落在上百万人的混乱街头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这代人和上代人都经历过饥饿，所以内心阴影挥之不去。即使此刻灾区也有这样的危机——我哥哥刚才告诉我: 嫂子和侄女在成都已经抢购到了足够的清水，不用担心。我也看到了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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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观察：成都的水“慌”

  
重大地震之后，各种次生灾害防不胜防，而社会恐慌，往往也会不期而至，不知道是否算做其中之一种。5月14日中午，我入住成都一家宾馆时，服务员提醒我，由于附近水源被化工厂污染，可能随时会停水。我感激地点点头，准备放下行李就去买点矿泉水“备荒”。后来才知道，事实上，那条水荒的传闻上午就散播开了，百姓也即刻开始了行动。

下午1点，我第一次经过金仙桥路的“好又多”超市，那里的景象俨然一个批发站，出来的人们都拎着成箱的牛奶、饮料——显然，矿泉水已经被抢光了。10分钟后，我决定去超市里看看，并也抢购点生活用水。超市里的景象加剧了我的恐慌——整个饮料的货架几乎全空了，万般无奈下，晚到的顾客开始席卷一些零散的乳制品。据了解，该超市因地震原因当日刚恢复营业，几个小时之内，竟被抢得闹起了水荒。在成都其他超市，甚至街边的小店铺，水也被疯抢而空。是的，即使是“家乐福”，也存不下一瓶“依云”。这一天，“好又多”超市的空调系统“因为出现故障”停止运转，超市里的闷热尤其渲染着紧张的情绪。

在排队付款的长龙里，我前面的两个中年妇女很充分地体现着人们的茫然与慌乱，她们在排队之余还在从货架上补充饮料和食品，放到购物筐里，犹豫一会儿又拿出来，一会儿再放进去。最惊骇的是，当她们看到地上有一个被人丢弃的购物筐，里面有几大包方便面，立刻争着抓进自己的筐里，就如同争抢散落到地上的珠宝。

事实上，恐慌的传导效应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我觉得自己并不是跟风似的盲从，而是担心水都被他们抢去了，万一真的停水，我喝什么？你很难说，超市里的其他人不是这么想的。

店方不断播放着广播：“成都市政府明确表态，市区将停水的消息纯粹是谣传，请大家不要相信……”我没看到这种反复广播起到什么作用。在这种最需要政府公信力的时刻，你却完全看不到它的存在，能怪市民们听信谣传吗？这种对政府信息的普遍不信任，需要多少次的诚实去挽回？

水源被污染的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目前还没有得到直接证实。下午，据说已有传谣的人被拘捕，下午，成都的许多地方确实曾停止供水，到了晚上，供水又恢复了。短短几个小时的恐慌，就这么过去了吗？它遗留下的问题，仅仅是市民们如何慢慢消化家里成堆的饮料和包装食品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特约撰稿人文不峰发自成都 200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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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灾难在于，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发达，我们的收入也在增加，但这种最深的不安全感，却越来越增强。不能相信别人，只能相信自己，这种感觉很难受，但是实在而真切，不是火炬传送的集体亢奋和高呼“别人怕我们了”可以消除的。我有时在考虑：买下一个房子，一定要有地下室，至少可以有储备水、粮食和紧急救助资源的地方，不要挤在一个市区的公寓楼里……我不觉得这个想法是过于悲观，这个世界和社会不可能永远宁静，资源的争夺，环境的恶化，战乱和饥荒一直就占领了人类的大多数历史，现在不会有，不代表未来不会有，只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该做好什么准备呢？

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存在，我们有个人的价值和幸福，所以我们关心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我们渴望它变得更和谐稳定——真正基于每个公民价值的和谐，所以我们努力，发挥任何一点professionalism的价值，关注道德，关注绿色环保，去做向上向善的营销，至少可以不做恶。

许知远今天写下了这篇文章，他投入了冷静和思考，我们通过行动去挽救所有灾难，但不应放弃反思和批评，唯有最深刻的反思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

最后，为所有身处灾难的人民祈祷，作为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四川人，希望他们得以身还，所有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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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遗忘与不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8年5月15日

一

那是1935年吧。希腊诗人尼可斯·卡赞扎斯基正在中国旅行。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里，在为一位90岁的老太太祝寿的锣鼓声中，他和一位中国老外交官进行了一番谈话，后者曾是驻法国大使，“讲一口古怪的法语”。

“您们不害怕吗？”远道而来的诗人问退休的外交官，因为一些日本人正试图从满洲进入华北，而共产党也在向北。

“共产主义年轻。日本年轻。中国是不朽的”，老人微微一笑，在沉默一下之后接着说，“您知道吗，在大象身上有许多皱，里面集满了寄生虫。许多鸟飞来，落在大象身上，啄食寄生虫，为大象清理身体。中国是大象。”

“难道您不怕中国的其他敌人吗？更大的，比方说，鬼，水灾？前几年，长江泛滥，淹死了3千万人。”

老者继续保持着他的微笑，耸一耸肩：“3千万算什么？中国是不朽的。”

我是在那本《中国纪行》的小书中阅读到这个片段，它是如此鲜明的印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我不相信那3千万的数字，它可能是一个旅行者的道听途说）。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曾迎来很多著名、或者日后将很著名的访问者。从罗素、毛姆到W·H·奥登与海明威，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灰色城墙、画着油彩的戏剧脸谱、园林、屏风、淳朴的农民或许还有裹小脚的女人所吸引……

对于其中一些刚刚经历过第一世界大战的访问者来说，欧洲国家间相互残杀令人厌倦和绝望，而中国或许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新可能——他们没有欧洲的竞争与残酷，有的是西湖边轿夫的微笑。而对于在30年代到来的更年轻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愿意目睹的则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生，这个国家饱受饥荒、殖民者、内战、自然灾害的侵袭，但是它正准备在洗礼中获得重生。

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国》时，我几乎可以感受得到埃德加·斯诺最终抵达延安时的喜悦，沿途他看到了那么多尸体、饥饿与哀嚎的人群、官吏的腐败……中�*********�则代表着崭新的生命，能够将这个国家的从混乱与溃烂中解救出来。

灾难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所以，当卡赞扎斯基来到中国时，他发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总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左右，人们害怕乌鸦、狐狸及特别的日子；人们用喧嚣的音乐、吵闹和吃喝，来庆祝死亡；用沉浸在一个又一个戏剧，来逃避现实……而这个国家依靠着她的迟缓、辽阔、人口众多，还有在瓦砾中欢笑、煮食、生育子女的生命力，来渡过与吞噬一次次灾难。有时候，仅仅因为更大的灾难到来，人们就忘记甚至制造了另一次灾难。斯诺目睹着陕西的饥荒，但日本人到来更为恐怖，于是两年后，国民党政府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堤坝……

二

卡赞扎斯基的中国已离我远去了，那个让斯诺抱有强烈同情与期待的组织已经领导了中国将近60年。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人就受困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它不能应对农民起义，它不能驱逐外国的入侵和羞辱、也同样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前不知所措。

在从1899年—1901年的陕西那场不断出现“人肉体相食”的大饥荒中，受灾地方不可能从北京获取任何支持，因为慈禧太后在1900年8月15日那天仓惶出逃——她一开始支持的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到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就像沃尔特·李普曼对大多数落后地区所做的形容——“人们渴望被统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以个人之力、家庭之力，来对抗时代的震荡。

1949年后的中央政权足够强大，它可以团结人们建设工厂、研制原子弹、修建水库……但是，它制造的灾难甚至不比它带来的建设少。在面对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时，大批被饿死的人要归咎于政治决策的失误；1976年的唐山地震，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能调动各种资源，却因为资讯的不畅、官僚主义的作风、封闭的心态，而使死亡数字达到了不该抵达的高度……

我隐隐意识到提及这些令人反感。在电视画面上，报纸版面上、互联网页面上是那些场景：担架上的死伤者、废墟与瓦砾、大批的解放军、排队的捐助者，还有忧心忡忡的总理……滚动的字幕不断提示着最新的悲剧和进展。在5月14日下午16：49分这一刻，我截下的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Sohu.com的新闻页面的一角——

5000官兵成功空投灾区 救援部队有人受伤
[16:18 成都军区再派32600人前往增援]
[15:34 温家宝乘直升机前往汶川][15:32 距震中40公里未抢通]
[15:24 直升机运走映秀大量伤员][15:03 战士坐冲锋舟抵灾区]
[14:48 女孩被埋两天有生命迹象][14:27 无人机将赴灾区航拍]
[14:25 千余重庆矿工无消息][14:20 九寨沟降雪大批游客滞留]
[14：11 卧龙40只大熊猫被救][13:43 成都部分中小学校复课]
[13:14 16架飞机被调集飞绵阳][12:26 汶川县城第一张图传回]
[12:07 县城通讯已经开始恢复][11:41 3架次飞机开始投递食品]
[11:34 中国气象局发出紧急通知][11:26 560名官兵到达陇南]

在这些不断更新的文字的左侧，是空中拍摄的汶川县城的照片，之前是一个被压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少年的脸庞。自从5月12日以来，这场地震的震中的汶川县一切似乎都在黑暗中，通讯与交通的中断，使它变成了地图上一个盲点。

三

像对待新闻事件一样，这场地震带给我的冲击是缓慢到来的。5月12日下午，我坐在北京的一幢楼房里，经历过短暂的晕眩，事后才知这是地震，而它的源头来自四川省的汶川县。但我尚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接着，消息开始四面八方传来。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开始出现了，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学生们的消息不断出现，死亡的人数从几千名上升到1万2千名……而且，一个我去年的旅行经过的地方也成为重灾区。

我再次听到了北川这个名字。我记得去年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和朋友顺着一条窄窄的山道向上。山腰之中的石纽村，据说正是大禹的故乡。这是8月末的四川的北川县，除去大禹，此地还以羌族与汉族人的争斗史著称。但现在，除去房屋外墙上的图案，羌族的痕迹基本消失了。

对于那个湿漉漉的、设计呆滞的大禹纪念馆，我没有太多印象。到是记住了山间村落的静谧，阵阵香气从放满了菜与辣椒的油锅里飘出，小孩子正在石板小路上奔跑。还有山间的那条河流，因裹着沙石而变成了白灰色的，和山谷里的腾腾雾气，拼凑出一幅神秘图像。

而现在，我印象中那个安静的新县城六成以上建筑物垮塌了，而老县城的更多。很多人仍被压在建筑物之下，1000名中学生正在北川中学的那七层的主教学楼里上课，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下……

我接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电话。他们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为何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国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而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那篇评论的标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 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关于3月的西藏，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

四

但是该反思什么呢？去煞有介事的批评政府的效率，去责问为什么见到一所所学校倒塌、却没听到一所政府大楼倒塌的消息，去追问为何在现代通讯如此发达的岁月，汶川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成为盲点……关于整个事件，我们所知的信息太少了，以至于想要批评都无从下手。

或是去反思公众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热情吗？滥情的背后，经常是情感的空洞。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世界各地的灾难场面、惊恐的面孔，都通过电视屏幕和报纸展现在你眼前时，情感上的某种迟钝与麻木经常是被迫的选择。如果你是个真诚的、如此易被感动的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在这场地震之前，不正是缅甸的规模更巨大的灾难吗？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它需要强大专业分工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每个部分都应该提供其各自的责任，一名抢险人员对地震知识的了解，可以直接影响到几条生命，而一名高级官员的判断，则可能影响更多的生命。那么，信息的流畅、多种声音的并存，是防止错误决策的最佳方式。但我们要承认，这个政府正在陷入某种僵化，它的统治能力因为组织内理想主义色彩的消退，而变得日益迟缓和唯利是图，他们或许在发展经济、卖出土地方面显现出惊人的高效，但在维护公共利益上面，则经常是迟缓和漠不关心的。以至于任何一桩重大事件，只有来自中央的最高*********坐镇，才可能驱动变化。

同时，即使一个政府再强大，它也无法承担所有救灾任务。一个健康、强大的民间社会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1年的陕西的饥荒中，是江浙一带的士绅阶层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组织救灾。但此刻，这个强大的政府限制了所有的民间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减少对现政权的挑战，但也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即使再强大的政权、再有为的官员，能做的事也是少数。

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在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地震发生改变。那些所有的问题仍是问题，政府依旧是个傲慢的政府，而我们社会依旧被一种功利、自私、冷漠所包围，我们仍面临的深刻的环境、腐败问题，每个人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抱有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这些问题可能因为突然到来的巨大悲情而暂时被遗忘，但是它们并没有自动消失。但是，这因巨大灾难所带来的同情与能量，如果被妥善处理，或引向正常的道路上，引发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汶川地震带来了死亡、鲜血、眼泪与绝望，也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与良知——很多时刻，人们内心最温暖与光辉不正在逆境时刻爆发出来了吗？

但是，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插曲。遗忘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我无法期待它在此刻改变，但至少，我期望我们可能想得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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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志由 顾迅 于 2008-05-21 02:17 PM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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